潘玉良:一枝荷莲递与她
发布时间:2012-07-25 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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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 12px"-}《执扇自画像》布上油画 91×64cm 1939年{-/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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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alt="潘玉良:一枝荷莲递与她"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66a82e59-4cfe-48e1-afc6-5cdeb3074de0.jp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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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 12px"-}《窗前女人体》布上油画 24×33cm 40年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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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alt="潘玉良:一枝荷莲递与她"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a9d5ab46-89a0-4cbb-97e0-9f9a84873e54.jp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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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 12px"-}《母爱》纸上彩墨 80×107cm 1958年{-/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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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子︱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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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黑白灰三色来形容人在世间的命运,丈量不幸与幸运之间的距离,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是站在中间的灰色地带里,不是特别地幸运,也不会特别地不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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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来到世间,没有显赫的家世,但遮风挡雨的父母一般是有的。得不到饱读诗书的机会,但初级的识字也还是可以完成的。长不出倾城倾国的美貌,但健康的身体与不至过于丑陋的容貌,总还不算是人生太大的奢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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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精神上,穿越人生的沟沟坎坎,淋点小雨,受点风寒,大约也都是该经历的一些波折与障碍。一个从头至尾走得和顺的贵气之人,总是少而又少的,且人生于世不经历一点挫伤,有些醒悟与真理也无法得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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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次,当我将眼光放到民国女画家潘玉良的身上时,为她天生来的命运,眼前总是一阵一阵地发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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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艺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民国时期,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本来不多,女画家尤其罕见。算来算去,这些女画家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二十人,杰出者,似乎只有我们熟知或不那么熟知的“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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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人中,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因其它的五位,大多是出自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的窈窕淑女,或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的个性女子。唯潘玉良出生最贫寒,经历最波折屈辱,容貌又最不好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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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至今日,她是这些女画家里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个女人。这个名望是她低到尘埃里的不幸身世与至死都跌宕的人生所导致,更因是她盖世的艺术才华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公认与臣服之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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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民国时期的第一代女性画家里,潘玉良(1895~1977)可说是唯一一个不需要去寻找的画家,因为写她的小说早已面世,她的艺术与身世亦早已为我们熟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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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早些年对她人生的阐述与解说,带有极大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充满着一种想像中的叙事温情。早年我所知的潘玉良,虽然出生于普通人家,因双亲早逝成为孤儿,又被舅舅卖入青楼,但却是一个温婉而美丽有加的女子,聪慧好学,有甜美的歌喉。因这些讨人喜爱的异质,她才有可能被贵人从青楼里救出,并被一路扶助着走上学习艺术、最终成为一代名画家的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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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越走近她真实的人生,越洞察人心与世事,才知道命运对潘玉良有多刻薄,黑白灰三色人间,只将她死死摁在暗无天日的黑暗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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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出生,实在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民中最寻常也最多见的苦难人生。她出生于江苏省的扬州,是一个靠小手工艺为生的工人家庭的女儿。这一家人本来是可以在最低限的生活水准下活下去的,然而命运如此不济,潘玉良一岁时父亲就走了,两岁时姐姐也生病离去,长到八岁,在完全还没有懂事的年龄,母亲也因操劳过度而离开人间,潘玉良就此成了孤儿一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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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开篇,写得如此无力孤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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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算是她跌到了人生的低谷。她还有个舅舅,母亲是把她托付给了舅舅的。可是舅舅也穷,穷人永远无法负担别人的活着,更无法顾及一个小丫头的成长与教育。既然她已彻底无依,在社会道义上,亦也并无任何他人再需作良心上的交代,待她长大把她卖掉换点大米与鸦片,似乎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她的舅舅最后也果真这样做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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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被卖到青楼当烧火丫头时,才是懵懂无知的十四岁。这一笔买卖,给了她一生最大的一个污点。她被人作了恶,遭了罪,却竟然没有引起人间的一点点同情与怜意,反而要拿这个恶名攻击她,要她用她的一生来偿还这个别人对她犯下的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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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世间并不全是狰狞的人性与污秽的眼睛。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要用了正直的心与行动,将她解救出火坑。这个向她伸出人间最仁慈的手的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潘赞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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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民国时期的人的素质事实上是非常高的。潘赞化(1885—1959)是那个时候的新派人物,早年不仅于日本最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是追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的人,也多年出任芜湖海关监督,后来还当过中学校长,倾心于教育事业。这种既会读书、又有新派革命思想且为官为教育的人,自有高出常人的见识与仁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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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他认识了十七岁的潘玉良,在玉良的恳求下为其赎了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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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认识”,不是潘赞化去逛妓院遇上了潘玉良,是商会之人想借雏妓收买他,才创了他们认识的机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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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身后潘赞化不知如何安置这个一字不识、无家可归的丫头,已是已婚男人的潘赞化,只得将她收来作了小太太,算是将一个最大的恩义给了玉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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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婚姻制度还不是一夫一妻,所以潘赞化是正式与潘玉良举行了结婚仪式的,他们的证婚人,是潘赞化的莫逆之交、有绝世英才的大才子陈独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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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潘玉良的一生,全因这个仁义的男人的救助获得了意外的重生。这样的事件放到今天,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成立:一个没有家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社会地位、并且长得一丁点儿不漂亮的女子,怎么可能被一个留过洋、仪表堂堂的知识分子看上,并给予她做人的尊严、教他识字、让她画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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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的只能说,天命虽待玉良如此刻薄,却总还没有将她置于死地,留了一线脆弱的曙光给她。就那么瞬间即逝的一丝光亮,玉良抓住了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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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如此,玉良对潘赞化的感恩、仰慕与惦记持续了终生。玉良原姓张,她的“潘”姓,即是为了纪念潘赞化对自己的恩德而来。她将他视为最亲的人,也把自己当成他最亲的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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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赞化救出玉良来,不是要以救世主自居,不是要奴役她轻看她。这个男人一生从来不曾伤她。他尊重玉良,醇化玉良,买了笔墨纸砚来让她识字诵书,并请了邻居洪野先生来教玉良学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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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真是神奇,这个望上去并没有聪慧面貌、自小也没有识过几个字的平凡女子,命运一旦有了转折,天赋里的异质竟齐齐迸发出来。她学文化课笨笨的,写字也拙,可是对于形色俱备的绘画极其有感觉,用了最大的毅力与诚恳,去观察与领悟如何在纸上勾勒出一个瓶子、点染出一朵鲜花。她对绘画逐渐表现出来的知觉上的敏锐,令老师与潘赞化吃惊不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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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玉良在自我的凉薄命运里,提炼出了两个重要的特质。在她的天赋上,她碰到了打开它的那个开关;在她的生命性情上,她找到了自己最了不起的优点,即那如生命一样{-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300060", "51", "-1",event);"-}恒久{-/span-}的坚毅刻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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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就是靠这两点来成全自己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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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在潘赞化的全力支持下,找对方向的玉良就一路小跑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了。之后的人生数年,她以优异成绩先后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罗马国立美术学院这类国内及世界顶级的美术学院,并拿这些学院颁发的奖学金、政府美术奖金养自己的求学。毕业后的作品也曾于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奖,她的人生树冠上已开始结出累累的小硕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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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常理,一个女人不畏低微的出生锤炼出艺术上一等一的才华,在精神气度与秉赋上,当是我们珍稀的人之品种,值得我们宝贵、善待与尊重。玉良在留学近九个年头后回国,一度确实也在老师刘海粟及同学徐悲鸿执办的美院当过教授,并且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可是,对这个当初被卖入青楼的女子,即使她学成回国人们也不原谅她。就是有人要拿她的历史来毁损她,就是有人要在她的画展上写污言侮辱她,她已高价卖掉的作品也有人拿刀去划开它。缺乏艺术眼光的人,甚至置疑她的作品是否为她亲手所画,她需要当场作画来证明自己的真本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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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卑污,在如何对待玉良这个不幸的女人身上,是凸显到极致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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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这个大家庭对她龃龉相恶,她在小家也呆不下去。潘赞化仍然像从前一样爱她惜她,但恰好是这个情感,令潘赞化的原配睚眦必报,这样玉良的生活就水深火热了。对他人再无恶意,又有一身的才华,也换不回一个平静的生活,1937年,42岁的玉良再次返身去法国,此次一去40年,直至82岁终老,她再没回过中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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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提到玉良喜欢用“传奇”二字来形容她。但在我看来,世间哪里有传奇,只有那个饱看了人性恶的孤独之人,在历尽艰难与挣扎之后,懂了“艺术是最高的境界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艺术肯定人、祝福人”(刘小枫)的道理,只将艺术拿来当成精神食粮,好支撑自己活下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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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再返法国后,便将余下的生命全投入在绘画上了。因为她不入法国籍──过去的人总认为入外籍等同于不爱国,也不与画廊签约出售自己的作品──过去的人也认为金钱会玷污艺术的纯洁性,她的生活一直在清苦里徘徊,靠零星卖点小画与朋友的接济过活,住得简陋,吃得简单,穿得随便。可在任何现况下,玉良最多的钱都是拿来买画布与颜料。为了省一省开支,她尽量买最便宜的颜料与画布,画画的时候也尽量画得薄一些。就是这样先天不足的条件,我们今天能拥有的她的作品,竟达四千多件。而她后半生在法国与他国所获得的各项艺术殊荣,包括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自由艺术协会国际沙龙”银质奖、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比利时金质奖章……等等奖励是多么沉甸甸。在民国与新中国时期,能得世界这么多殊荣的中国艺术家,大约就只有潘玉良一个人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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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多么非凡的艺术才能与坚韧的意志力啊,她祖国的人用猥言与攻击将她远远赶走,想灭了她,她在异国他乡却赢得这么多人的赞赏与敬重,我们是该为自己的阴暗羞愧,还是该服气西方人的高贵与包容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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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良晚年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男人,在此我们一定要郑重写到他,纯朴的王守义。王守义(1898-1981)是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之一,吃了苦中苦,在巴黎开得有一家中餐厅。这是一个自认文化水平不够,却立誓要将所挣钱财拿来资助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子的高尚之人。玉良是再次返回巴黎时认识他的,随后的几十年直至辞世,玉良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绘画上,净得这个男人的温情相待与鼎力相助。我们今天最终能见到玉良那几千件心血之作,就是王守义妥善保管并与中国方面接洽,出重资运回国内的。玉良的艺术,其实是这个男人用沉默的付出与牺牲而换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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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良深懂这个恩义的不易,她曾为王守义做过一尊雕塑。这尊雕塑,玉良至死都放于自己的睡房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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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良在心中、在情感上,是始终守着国内的潘赞化的。可此生无论如何思念,她再未有机会与之相聚,也因此再没有与他人结婚。晚年生活得王守义的照顾,虽然从爱情的角度她没有认可这个男人,但也将他放于心里最有分量的那个位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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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她,他与她,这两个男人前后恩泽着玉良、扶助着玉良,给予了她世间最厚重的恩德与情义。黑暗的人生,竟也闪耀过这金子般的光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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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赏读玉良的作品,最好是在无人打扰的夜晚久久凝目端视。她的画,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美或是端庄。要将美的欣赏变成思考,才能读懂她笔下每一根线条的玄机,领略她与生俱来的野性、热烈和豪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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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从人世的黑暗底层挣扎出来的一个新女性,这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她一直在对人、女人、女人的身体作着好奇的审望。每一次观望“她我”或“自我”,她都留下一幅画作,真实记录下她最本能的思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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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里,女人体最多,自画像也多。这一方面是缘于她受西洋绘画的直接影响,可以坦然画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难以直视的裸体;另一方面,她更强大的一种本能,是她发自内心地认为肉身隐喻着太多的神秘,她既有那样高超的绘画技巧,当穷尽这神秘,去画出生命的神奇之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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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玉良笔下的女人,往往看得魂飞魄散,热血沸腾。她自己长得不美,她笔下的女子也几乎不能用惯常的审美方式去观望,但她们都处在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里,体态如地母一样的健壮,水墨勾出的女人有那样精湛铿锵的线条,油彩涂抹的女人有那样熨贴得当的色块与体量。仅仅从绘画的角度,这些线条与色块所呈现的技巧都高超而俊逸,有一种巨大的激情蕴含在里头,好像她把自己活泼泼、热烈烈的生命,一点一滴地匀到画中一样。她的女人是灼眼的,引出人心中最压抑着的那个自我,要与她一起烘烘地燃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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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在画画,她是在画中去穷尽自己的生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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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同时也极富于温情。她长了男人一样的豪爽性格,也没有机会做成母亲,那看不见的女性的柔情,全表达在她友爱的线条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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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水墨画里的女人体大多是中国女子,有漆黑的齐刘海或卷发髻,低目顺眉,脸含春风与笑意,常常伴以中国式的小碎花布作装饰。这些带着浓烈中国意味的符号,是玉良对家乡心之切切的怀想,也是她对小时给自己做碎花新衣的母亲的怀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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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自画像却不曾有一幅露出过笑容,从来没有。也许她也深知她的出生引不出人多少的善意,自己的容貌似乎也冒犯了这个世界,不值得人们提起她、说到她,所以她画出的,全是自己的隐忍与宽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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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神里,全是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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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如果说年轻时的玉良还努力着把自己画得美一点,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问题也逐渐不再困扰她,她在后期的自画像中已直面了真实的自己,甚至夸张地画出了那种丑与衰老。她的一种自我成长是在自画像中去完成的,在对世界长久的慈悲之后,她画出了对自己的慈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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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慈悲心在她画花卉时是同等的。漂亮、鲜艳艳的花卉她画,快凋谢或已萎谢的花儿她也画,是玉良心里要它们平等,是她放下自我的另一种最直接的表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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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渐悟,这样的诚实,这非凡的勇气,不过是在告诉我们她已没有什么东西可怕了。她是一个如此了不起的女性,值得我们用洞察与超越的眼光、以及最慈悲的心肠去回敬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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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也并不全是沉于这种与自我的凝重对视中。她的生命里是出现过许多可珍视的好东西的,所以她有理由爽朗大笑几声,或字正腔圆地高唱一曲,如她在现实生活里所做的那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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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她最醉人的一组作品当属她的艳舞图系列了。裸体的女人一套上中国的对襟绣花小袄,挽了发髻,执了花扇与小手帕跳起舞,人间气色顿时变得明亮起来,一片欢声笑语:她在中国的年轻岁月全回来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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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扇舞、艳声与枣袖舞系列作品,有油画也有中国水墨,这是她在中国的青春的记忆,是她过往生活中所见所得的人性的美好。这些画的笔触都极拙,信手涂抹,随意勾勒,拙得好像忘了自己会画,一个个的小女子被描得憨态可掬,仿若是出自民间艺人的手艺,可全都那么活脱脱地奔放着,姿意地洒脱着,有着那么纯正的民间艺术的味道,是她艺术语言上一种返璞归真的探索,也是她一颗想念故土的火辣辣的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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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的作品,我总想这是一个才华多么出色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品性多么纯良的女子。她一生仅仅因为出生就要承受这么大的伤害,并因伤害终生不能回国,却又在这么黑暗的人生里,竟还能拿出如此光辉美丽的才华贡献于世,她该得多么大的敬重,又该让多少人羞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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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她能原谅我们的无知,我们人性的恶,我们始终耿耿于怀的对她身世的有色眼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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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确实是早已原谅了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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