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indent: 2em"-} 文/斐翔{-/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在今年3月22日，纽约苏富比举办的戴润斋中国瓷器工艺品珍藏专场中，一件估价为800{-!--keyword---}{-!--/keyword---}美元{-!--keyword---}{-!--/keyword---}到1200美元的“粉彩开光锦上添花纹瓶”，最终以1800余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成交，由于其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仿品，而被业界称为“世纪大笑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这个专场中，另外一件民国时期“杞菊延年橄榄瓶”，估价仅为6000美元至8000美元，成交价却达到了131.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60多万元)。{-/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民国瓷器曾被认为中国瓷业处于萧条衰落的产物，然而从近年来的市场表现来看，总统瓷、仿古瓷、名家艺术瓷等精品在市场上潜力却不容小觑。不少民国精品瓷的价格甚至超过明清瓷器。近5年，民国瓷器每年的整体涨幅达20%。对于民国时期瓷器的鉴赏收藏，天津博物馆器物部瓷器研究专家刘渤提出建议：“民国瓷还是精品、艺术性较强的文物，价值比较高，而现在老百姓家里的大部分都是嫁妆瓷，如果是普通的一些日用品，价值还是相对偏低的”。{-/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对此，著名瓷器专家朱裕平表示，民国瓷特色鲜明是其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主要原因。清末民初，由于官窑的日益衰落直至关闭，一批原来供职于官窑场的能工巧匠另谋生路，他们在与民间匠人结合，创作并烧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瓷品。如浅绛彩瓷、新粉彩瓷等，并日益受到行家的喜爱。特别是以“居仁堂”、“怀仁堂”、“静远堂”、“洪宪年制”、“洪宪御制”等款为代表的民国“官窑”；仿乾隆、雍正官窑的瓶类瓷器，以及“珠山八友”瓷器，无疑是可以重点关注。虽然这些瓷器使用的原料可能不如清代，但是由于制作瓷器的艺人已经摆脱了原来的匠气，因而使得瓷器更具有艺术价值。{-/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提起民国“官窑”，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洪宪瓷”。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为了这批瓷器，袁世凯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100万两。“洪宪瓷”以粉彩和珐琅彩为主，更接近于晚清的官窑特征，是当时不计成本、不计国力制造出来的高级瓷器，制胎严谨、用料上乘。其实，当年郭葆昌赴江西后，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和曹锟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瓷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质细白，釉面润泽，器形玲珑，少有大件。这几批瓷器是同时烧造的，但因为用途不同，风格虽然类似，也不完全一致。{-/p-} {-p style="text-indent: 2em"-} 从目前的市场上来看，为袁世凯督烧的瓷器署“居仁堂”款，徐世昌的为“静远堂制”款、曹锟的为“延庆楼制”款。在2007年的拍卖市场上，一件民国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延庆楼制”款，成交价达61.6万元，其造型规整、纹饰线条流畅，绘画十分精细，粉彩加施料彩，具有乾隆粉彩的韵味，充分反映了民国早期的制瓷水平。细观此瓶丰富的色彩晕染渐变、冷暖色调的对比过度和凤鸟的透视关系、又见西洋绘画的影响。这正是民国时期有别于前朝的时代特点、是其精彩所在，突出了“新粉彩”的特点。{-/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到了民国晚期，也诞生了一批“官窑”，这就是1946年7月蒋介石夫妇在江西庐山避暑时，为纪念“二战”胜利，需要一批精细礼品瓷送给盟国首脑，故特制了一批瓷器，称“国府礼宾瓷”。在今年3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对估价仅为1万至2万美元的民国时期粉彩开光山水图如意耳花瓶，成交价达到了45.85万美元。这对花瓶器底红彩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下有“中正”方框款。其制作工艺复杂，烧成后器表纹饰突出有立体感。“中正”款的器物则是1947年制的，应当是蒋介石在庐山要江西省立陶瓷专科学校为其所作的礼品瓷。{-/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原佳士得拍卖行上海首席代表、现为艺术品投资顾问石建邦对于民国“官窑”十分看好，但他同时也提醒投资者不要忽视民国时期的仿古瓷器。他表示，此次拍出亿元天价的“粉彩开光锦上添花纹瓶”，苏富比的专家之所以将其标注为民国，主要是因为在有关专家在接受戴润斋的这件藏品时，了解到戴润斋的账本中记录有“委托景德镇复制”。岁月悠悠，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藏品是原件，还是复制品。这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出了民国仿古瓷器之精，而那件杞菊延年橄榄瓶虽然也是署“养和堂制”，但是从款识来看，明显属于民国时期仿制的。{-/p-} {-p style="text-indent: 2em"-} 仿古瓷是民国瓷器生产的大宗，故仿写前朝款识之风极盛。由于当时盛行仿制乾隆时期的作品，故以“乾隆年制”的底款最为多见。其仿款字体较为生硬工整，款外方框的四角多用刀铲去锐角，实为八角，真正的乾隆款的四角则比较圆润。而最大的破绽是款字的呈色无法达到真款的颜色，如青花款多偏红泛紫，浮于釉面，缺少真品渗入胎骨的感觉。对此，朱裕平也有同感，由于胎和料的区别，民国仿古瓷器与当朝瓷器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p-} {-p style="text-indent: 2em"-} 石健邦提醒，在民国仿古瓷器中，另外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则是施德之仿制的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精品。这位拉脱维亚人是行伍出身，退役来沪，开设古玩行。施德之从德国进口珐琅彩料，重金礼聘原清宫造办处工匠，亲赴景德镇调制料色，其作业每一色料一次调成绝无色差。据说，其以500两白银一件高价招揽了原御窑厂名匠潘陶宇进行粉彩瓷器的制作，往往一件瓷器上就纹出全部纹饰，如回纹、云纹、如意纹、蕉叶纹、莲瓣纹、勾联纹、垂云纹、弦纹等。在2006年北京诚轩的拍卖会上，一对施德之制粉彩仕女图瓷板插屏，成交价达到了22万元。朱裕平的观点则是，民国初年仿制的一批珐琅彩瓷虽技艺高超、几可乱真，但仿品用的彩料都是粉彩与料彩的混合，不是真正的珐琅彩瓷，这无疑也是需要藏家引起关注的。{-/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在民国瓷器精品中，“珠山八友”等名家也是不容忽视的。朱裕平表示，“珠山八友”引领的注重绘画、创新的瓷器制作新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艺人们以瓷当纸，将宋元以来的工笔或兼工带写的绘画略加增减在瓷器上加以成功的表现，扩大了彩瓷的领域，由此产生了新兴的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更接近画，无论是在造型、线条、光线、色彩等方面都可以比肩于画家在纸、绢上的作品，并在民国二十年前后成为景德镇瓷器彩绘的主流。而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彩绘名家也将粉彩绘瓷推向了高潮。{-/p-} {-p style="text-indent: 2em"-} “珠山八友”，不仅是指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等八位名家，更是一个文化现象，它引领了陶瓷史上鲜见的“画派”现象。他们将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装饰瓷器的技艺加以创新发展，形成新的流派。其作品虽各有风格，但画品高尚，为当时的达官贵人争购的抢手货。他们的成功使民国粉彩瓷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同时也使得景德镇粉彩艺术难以以其它面目出现了。{-/p-} {-p style="text-indent: 2em"-} 石建邦提醒，在目前的收藏市场上，花几万元、十几万元购得“珠山八友”仿品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眼力不强，对市场行情又不甚了解，应多到博物馆寻找真品、学习。近年来，对民国瓷器的研究逐渐进入陶瓷史学界的视野。各地的博物馆也相继举办了多个展览。如天津博物馆在今年就举办了“一世朗润——民国瓷器特” 展，江西省博物馆在2010年举办了“瓷艺丹青——景德镇陶瓷馆藏‘珠山八友’时期瓷器精品”展。{-/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收藏投资导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