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align="center"-} {-img alt="民国时期的国玺究竟有几颗(组图)"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2069a20d-834c-4940-82f5-44c8c2f5011a.jpg" /-}{-/p-} {-p align="center" class="pictext"-} {-span style="font-size: 12px"-}{-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000017", "51", "-1",event);"-}中华{-/span-}民国之玺{-/span-}{-/p-} {-p align="center"-} {-img alt="民国时期的国玺究竟有几颗(组图)"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cee5fc6b-bb28-4caa-92b6-a64c7da1aaeb.jpg" /-}{-/p-} {-p align="center" class="pictext"-} {-span style="font-size: 12px"-}荣典之玺{-/span-}{-/p-} {-p align="center"-} {-img alt="民国时期的国玺究竟有几颗(组图)"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858eb7f4-969c-4549-ad81-428350b1a85e.jpg" /-}{-/p-} {-p align="center" class="pictext"-} {-span style="font-size: 12px"-}荣典之玺 {-/span-}{-/p-} {-p align="center"-} {-img alt="民国时期的国玺究竟有几颗(组图)"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00efacdd-662a-4211-8736-3d4d0acd22a9.jpg" /-}{-/p-} {-p align="center" class="pictext"-} {-span style="font-size: 12px"-}由蒋介石签署的中国收回法租界批准书上盖有“中华民国之玺”{-/span-}{-/p-} {-p align="center"-} {-img alt="民国时期的国玺究竟有几颗(组图)"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c6d6270e-d6f1-4f99-9ab8-ff6834b1a0cb.jpg" /-}{-/p-} {-p align="center" class="pictext"-} {-span style="font-size: 12px"-}12月20日的《中央日报》{-/span-}{-/p-} {-p-} 　　1930年12月19日正午12点，在南京一家名叫金陵春的饭店内高朋满座、喜气洋洋，有两位官员在此宴请了中央各机关、立法院委员、新闻记者等八九十人。在宴会会场中央，摆放了一块精{-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000527", "51", "-1",event);"-}美的{-/span-}玉石，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两位高官更是满面春风、神采飞扬，在现场为大家热情洋溢地诉说这块美玉的来龙去脉。这块美玉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吸引这么多人来此参观，并且有这么多高官捧场呢？{-/p-} {-p-} 　　{-strong-}嫌旧玺含封建思想之意味？{-/strong-}{-/p-} {-p-} 　　{-strong-}国民政府新疆寻玉重做国玺{-/strong-}{-/p-} {-p-} 　　根据民国19年12月20日的《中央日报》记载，这块美玉不是普通的玉石，而是一块即将做成国民政府“国玺”的璞玉。而负责招待各位高官、记者的两位官员正是负责寻找这块璞玉的新疆驻京办事处代表张凤九、王汝翼。在宴会上，张凤九还将寻找这块璞玉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一番。报纸大致交代如下：{-/p-} {-p-} 　　在民国17年(1928年)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国府文官长古应芬，曾到当时南京的刘市长家赴宴，当时新疆省府也有数人列席。大家谈到国玺。因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直还用的是由北平运来的旧玺，而这块旧玺在“雕刻花纹方面，不免含有封建思想之意味，甚不适用”，于是决定由新疆省府负责采取精美玉料送到南京，重新制作一方国玺。{-/p-} {-p-} 　　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得到命令后，随即转告辖属内的熟练工人，遍地寻觅美玉。不久就在和田县境内找到美玉一方，“重约廿余斤”。本打算立刻派员专送到南京，但当时“适以中东路发生阻碍，继而西北军先后叛国，致电信不通，道途阻滞，因而搁置”。{-/p-} {-p-} 　　不久，他们“又于和田境玉垄哈什阿岸，寻得璞玉一方”，“重约卅七斤，密度则异常坚硬”。这时“国内政局已臻和平”，金树仁就将第二次寻找到的这块37斤玉料，“先行派广禄君经西伯利亚铁路，由东省专送来京，以备雕制国玺之用”。而之前找到的那块20多斤的玉料，也已经“用骆驼载运，由甘肃起赶来京，想不久亦可运到……”{-/p-} {-p-} 　　{-strong-}民国时期国玺不止一颗？{-/strong-}{-/p-} {-p-} 　　{-strong-}袁世凯时期就有5颗国玺{-/strong-}{-/p-} {-p-} 　　但记者在网上查阅时发现，民国时期曾有两颗国玺，一颗是“荣典之玺”，一颗是“中华民国之玺”。这两颗国玺后来都被蒋介石带去了台湾。那么这块展示的璞玉究竟是雕刻成了哪一方国玺呢？{-/p-} {-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位专门负责复制印章的研究人员陈进告诉记者，她曾复制过两枚民国时期的国玺印文，一枚是袁世凯时期的，一枚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但复制时并没看到国玺本身，而是根据照片复制的。从印文来看，前后两枚印文有很大不同，一个用的是回文篆，一个用的是铁线篆，回文篆比较复杂，而铁线篆比较刚毅。但这两枚国玺印文都没有“荣典之玺”几个字，好像都是刻了“中华民国之玺”的字样。{-/p-} {-p-} 　　{-strong-}难道民国时期的国玺不止两颗？{-/strong-}{-/p-} {-p-} 　　记者又采访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另一名研究人员郭必强，郭必强给了记者一个意外的答案，他说国玺有时不止一颗，比如袁世凯当政时期就有5颗，有大元帅印、大总统印等。国民政府时期应该也不止一颗。在如今的“台湾国史馆”中，就收藏着两颗国民党用的“中华民国总统之印”。{-/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