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indent: 2em"-} 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有幸在福州开元寺戒灯上人处欣赏香港出版的弘一大师手写经文《金刚经》影印本；在福州西禅寺首座梵辉上人处欣赏著名书法家沈觐寿先生手写经文《金刚经》。僧俗人士用中华书法恭敬书写佛经的文化传统2000年来可谓传承不绝。{-/p-} {-p style="text-indent: 2em"-}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中华书法就与佛经珠联璧合，光明馨香温润着中华{-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002200", "51", "-1",event);"-}大地{-/span-}。{-/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若有书写经卷者，缯彩花盖持供养，此福无量不可计，以此法宝难遇故。”(《大藏经》)比比经义都阐明书写佛经流传，普及佛教，具有很大的修福功德。故从僧俗到帝王将相无不自书或请人书写佛经。史上竟然出现民间书写佛经远远超过求取功名的六经。《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营造经像……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至于民间写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种大量书写佛经的需求导致具有书法功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书写手，书写手行业兴隆。书写佛经等同禅修、诵经的修持生活，也成了汉传佛教僧侣的一大特色。并由书写佛经扩大到摩崖刻经、碑石刻经，研究书法等等，纵横浏览2000年来的此种因缘，可以发现佛教僧侣及在家佛教徒对中华书法文化的保存、发展作出不可低估的贡献。{-/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北宋(968年)开雕《开宝大藏经》以前的1000多年，单行本佛经及约7000卷大藏经都是以精美书法的手写本流通。唐咸通九年(868年)木刻《金刚经》(现存大英博物馆)是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印刷本。专家考证：唐咸通以前有木刻佛经，也仅是少量单行本流通。书写佛经蔚为风尚的时光长达1000多年。以后虽然印刷业发达，但书写佛经仍因修福、供养而流传不绝，直至今日。现代高僧弘一法师以书法艺术书写佛经，现已发现的就有27种。{-/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古代书写佛经的风靡导致书写手行兴隆，解决科举落选或贫困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又为佛教普及贡献了力量。{-/p-} {-p style="text-indent: 2em"-} 2011年正月初八，福建平兴寺住持界诠法师在{-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DINE.OQ","200","-1",event);"-}网络{-/span-}开讲佛教古典名著《肇论》。《肇论》作者僧肇大师(384-414年)未出家时，因家贫，少年时就成为代人抄书的书写手。他在抄写佛经时被教义震撼，16岁的他出家成为鸠摩罗什译经大师在东土的最初弟子，鸠摩大师门徒“十哲”、“八俊”、“四圣”中僧肇都占有一席。{-/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约465年)“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侣，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BRCM.OQ","200","-1",event);"-}博通{-/span-}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僧佑，齐代高僧，在定林寺主持搜集、校订佛经，编定大藏经。)从《文心雕龙》所载的这一段文字，可知刘勰其实就是僧佑大师的私人佛经书写手。后来梁武帝派刘勰去整理佛教经藏，完成后出家成为佛教僧侣。{-/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僧肇和刘勰的履历说明了当时佛教寺院内外都需要大量书法功力过硬的书写手。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因书写佛经而{-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002560", "51", "-1",event);"-}通达{-/span-}教义，成为弘扬佛法的最中坚力量。僧肇和刘勰虽无书法家之誉，但他们对于中华书法绝对下过一番苦功。因为书写佛经是用来流通修持诵读，供养祈愿，以得到修主消灾的功德，故对书写手的书法造诣要求很高。{-/p-} {-p style="text-indent: 2em"-} 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南朝陈代高僧，书法家智永大师亲自书写真草《千字文》(此是集王羲之千字)800本，送浙东每座寺院一本。这可不是送寺院收藏，而是让僧人临帖练字，以书圣精美书体书写佛经。以此可知，古代僧侣个个都必须苦练中华书法。{-/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而民间的知识分子想加入书写手行业，也要苦练书法。因为写经修福风靡全国，写经书写手店肆遍布：“王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惟王公达于众庶，靡不求之，以至邀福佑，防患难，严之堂室，载之车舟，此其所以浩瀚于九流也。”历史的真实确实如此：中华书法墨香与佛经戒定真香牵手邀得万福同愿行十方，修福消灾功不唐捐！{-/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摩崖书法刻经是从北魏(386年)开始，佛教僧侣运用中华书法在山崖露出的岩石上刊刻经文，以求教法与天地共存的又一书法与佛经互映辉煌的又一修福功德。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如隶如楷，雄深古穆的书体畅达经文空意，精美绝伦。磁州南响堂山《文殊般若经》以楷法作录，间以篆意的书体融通般若(即智慧)美得难以比拟。镶嵌在祖国大地上众多的摩崖书法刻经的璀璨明珠，为山川日月增辉，为大自然增添神奇景观，为书法流变保存了珍贵的金石史迹。{-/p-} {-p style="text-indent: 2em"-}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北京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房山石经(共计{-span onmouseover="ShowInfo(this,"14510","100","-1",event);"-}14510{-/span-}余块经碑)是从隋朝到明朝共1000多年，佛教僧侣运用书法刊刻石经的又一杰作。隋朝高僧静琬痛感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毁灭佛教、道教事件，带领弟子发愿在房山云居寺刊刻石经。以保存佛教经典正法永留世间。宏大的愿力，艰苦卓绝的奋斗，佛教僧侣不但保存了3480余卷经典，保存了中华书法艺术演变的历史金石。而且对研究各个时期的佛教、社会经济、文化、文字、职官、雕刻及石刻艺术提供珍贵资料，此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p-} {-p style="text-indent: 2em"-} 碑版石经，经幢石经，寺院处处题刻的书法对联，书法匾额都是佛教僧侣淋漓尽致运用中华书法艺术展示佛经教义的苦心匠作。事实证明了中华书法艺术的美与佛经去恶行善的美亲密融洽永驻世间。{-/p-} {-p style="text-indent: 2em"-} “福为根基，众生以安，福为天护，行不危险。”(《大藏经》佛教教义对修福功德的非常提倡，使得从古至今的佛教僧侣都非常重视练习书法，以得到写经修福的功德。顺便提一下，17岁前贫困流浪，25岁后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书法绝对是在他当和尚的8年时光中练就的。{-/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古往今来佛教僧侣书法造诣很高的多得不可数，但只有少量的僧侣以书法家之誉名垂千秋。这是因为古人评定书法家标准非常苛刻：只有在书法师承上有所突破，有新的书体产生，有新创意等才会被推崇为书法家。在佛教僧侣中最有成就的书法家当推智永大师和怀素大师。{-/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智永大师书法艺术成就就是对楷书“永”字八法的奠定，把唐代楷书的基本笔画肯定下来，推进了民间酝酿已久的书法改革。《翰林禁经》云：“永字八法自崔、张、钟、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智永发其旨趣，授虞世南。”{-/p-} {-p style="text-indent: 2em"-} 郭沫若先生研究断定“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正的手笔者是智永大师。此是非暂置不论，而当时智永大师所住的寺院被求书者纷至沓来，户限为穿，不得已而以铁皮裹之，人呼之为“铁门限”。智永大师的书法就是如此受人喜爱。{-/p-} {-p style="text-indent: 2em"-} 10岁出家的怀素大师深受他伯祖、僧侣书法家释惠融的影响而深深地爱上书法。茶圣陆羽依据见闻写的《怀素别传》记载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中华书法源在大自然，书法家都通晓师法自然，但僧侣的怀素多了一分禅修的心眼观察自然而师之，禅修定力自在出入书法史上形成稿草——章草——今草——行草的传承，创出书法艺术新成就——狂草！{-/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唐周越《梅园方竹》评“怀素草书飞动之势，有悬石、坠石、惊电、遣光之若连也。”怀素大师被冠于草圣，一点不过誉。{-/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智永大师“弃笔成冢”，怀素大师“盘板皆穿”，都成了激励后人勤学苦练成才的动力。{-/p-}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