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indent: 2em"-} {-strong-}阅读提示{-/strong-}{-/p-} {-p style="text-indent: 2em"-} 一幅“名画”在拍卖市场以88万成交之后却被署名作者指为赝品，署名作者、拍卖公司对簿公堂，法院一审判决署名作者败诉。一边是拍卖公司自称仁至义尽，依照《拍卖法》即便真的拍卖假画也可免责；另一边是署名作者声明拍卖赝品却署其姓名是对其著作权的侵害，法院一审判决有误。“名画”从何而来、是真是假？拍卖公司有无责任？诸多疑团让名画作者的维权之路迷雾不散。{-/p-} {-p style="text-indent: 2em"-} 2005年11月5日，京广中心的拍卖厅里717号拍品正在拍卖，车永仁、安明阳、张永典创作的油画《伟大的战略决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以下简称《伟大的战略决策》)，从30万元起拍价格不断飙升，35万，40万……油画拍到80万，加上8万元佣金最终卖到88万元，买家，卖家和拍卖公司皆大欢喜。{-/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拍卖会刚结束不久，该画三位署名作者突然现身，一口咬定这是赝品。进而将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和该画的持有者姜召文一同告上法庭，要求拍卖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90余万元。在2006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下达的判决书中，3位原画作者一审败诉。{-/p-} {-p style="text-indent: 2em"-} {-strong-}拍卖公司：我们很无辜{-/strong-}{-/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关于那幅名画的拍卖过程，我们是严格按照拍卖规程来完成的，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公众认为拍卖公司有意拍卖假画，这对我们是非常侮辱性的误解。如果那幅画是假的，那么我们也是受害者，而且是受危害最大的第一受害者”，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现在拍卖市场上假画横行，加上公众对拍卖的相关法律不了解，产生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对他们这家一直高举打假大旗、并且努力实践打假的拍卖公司来说是个不公平的打击。{-/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贯穿整个拍卖活动的中心环节就是鉴别真伪。我们对要拍卖的每一份拍品都会从始至终小心鉴别，这是我个人和公司多年从事拍卖工作的基本准则。那幅画从拍卖前的预展甚至到拍卖完成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质疑。三位署名作者说我们故意售假让我们非常委屈，我们是把拍卖当成事业来做的”，甘学军介绍，该画是经过正当渠道征集到拍卖会的，可信度很高。把这幅画送来的姜召文，是山东烟台一代有名的收藏家，也是公司的老客户。公司在接受委托之前还和他求证了这幅画的来源——据姜召文介绍，这幅画是他从北京国防大学购买的，还出示了一幅该校1978年版的年历，年历上印着的那幅画和他送来的一模一样。{-/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被告代理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周金全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拍卖法》相关规定，只要经过事先声明，拍卖公司就不用对拍品作出保证。目前文物市场泥沙俱下，《拍卖法》这一规定是针对拍卖行业特点作出的。由于书画等艺术作品鉴定的难度和复杂性，如果拍品都保真那么所有的拍卖公司都要倒闭。”{-/p-} {-p style="text-indent: 2em"-} 甘学军强调，“艺术家打假没有错，我们公司也一直在打假，我们和三位署名作者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我们公司几乎每次拍卖都会有拍品因为存在争议而撤拍，由于艺术品鉴别的难度和复杂性，我们一直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我也一直在拍卖行业里强调，即便法律赋予了拍卖公司拍品不保真的权利，但我们更要加强自律，才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然而，对这次拍卖我们也要检讨，事前我们对三位署名作者不够熟悉，也没有对该画给以足够重视。我们会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坚持职业操守。”{-/p-} {-p style="text-indent: 2em"-} {-strong-}署名作者：我们不服{-/strong-}{-/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原告安明阳、车永仁和张永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15万元由原告承担。”北京市一中院的民事判决书中这样写到。{-/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分明卖了假画，还署上我们的名字，却说没有侵权。我们不服，更加气愤，已经在1月4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已经80高龄的安明阳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现得很激动。{-/p-} {-p style="text-indent: 2em"-} “造得太假了，随便看看就能看出许多漏洞。原作右下角墙角有一根指挥棒而伪作没有，原作画面左边灯龛里有油灯而伪作没有，领袖军服胸口的胸牌也被临摹者当成了肢体之间的空隙，被‘挪了窝’。”安明阳、车永仁、张永典三位画家经过对比两份印刷品得出结论，它们分别是1978年《群众画册》刊载的《伟大的战略决策》原作图片，一份为印有华辰公司所拍画作并印有“国防大学”字样的年历。{-/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安明阳还指出：“在法庭上，被告出示了1978年国防大学的年历来证明该画的来源合法可靠，但我们经过调查，国防大学是1985年成立，怎么能在1978年就印年历；那个年历上的‘星期’和1978年的大相径庭，种种证据都表明华辰公司卖的肯定是假画。”{-/p-} {-p style="text-indent: 2em"-} 那么，如果拍卖公司卖的是假画，真画又在哪里？安明阳指出：“真画当年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后被运回天津，1985年我们再去查找时已找不到了，我们怀疑是唐山大地震影响天津时毁掉了。”{-/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虽然现在真画很难找到，但当时的很多正规出版物都清晰地印着原作，而印有拍卖公司所拍卖假画的国防大学年历没有出版编号为非正规出版物。依据著作权法有关规定，被告共同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侵犯了三位作者的著作权。”原告代理律师、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安念念指出{-/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对于北京市一中院的一审判决，安念念也提出质疑：“法院接受姜召文超过举证期限后才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与我国法院审判程序的相关法规不符，二审中我们会继续质疑这些证据、证人的真实性。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对画作的真实性避而不谈，却说因拍卖公司和卖家事前不知情，不用承担侵权责任，这也不符合庭审程序。”{-/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法院在判决此案子时未提及著作权问题，我们认为存在失误。拍卖行卖假画现象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外很多拍卖行已经不敢卖我国的书画作品，就是因为赝品太多。”车永仁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说。{-/p-}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