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indent: 2em"-} 序跋作为一种文体，都是叙述一书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的文字，以今人习惯而论，冠于一书之前的称序或叙，有时也称作序言、题记、弁言、前言等等；而置于一书之末的称跋，有时也称“后序”、“后记”、“题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就属此类。{-/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两种，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师友或名家。这种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赵序”、“钱序”等等，写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古代的书序不在书前，而是在书后。如《史记》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为《太史公自序》；再如《汉书》一百卷，其最末的《叙传》，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汉王符著《潜夫论》三十六卷，末卷《叙录》，即其自序，也在全书之末。直到齐梁之间，刘勰著《文心雕龙》，仍遵循古例，全书最末一篇为《序志》，正是刘勰的自序。{-/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在简册时代，书籍大都以单篇流行，就是说，那时的书籍，大都是以一篇为一个装订单位，取阅不受原著篇目选后次第的限制，故书序在前抑或在后，对人们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书籍进入册页装订以后，无论是包背装还是线装，篇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而这种装订，又决定了不可能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故读书应当先读的序言置于全书之末，从阅读角度说，就已显得不便，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把一书的序移在了全书之前。如杨雄的《法言》，其“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见[ 宋]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库全书总目》说，司马光注释《法言》时，尚存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并说：《法言》“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盖自《书》序、《诗》序以来，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其说殊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没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法言》序移到书后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就更说明，至迟到南宋，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p-} {-p style="text-indent: 2em"-} 对于古籍来说，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清阮元《刻< 山海经笺疏> 序》，其中说：郭景纯(按即晋人郭璞)注，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然晋人之言，已为近古。吴氏《广注》(按即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毕氏(按指清人毕沅){-/p-} {-p style="text-indent: 2em"-} 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加以笺疏，精而不，博而不滥，粲然毕著，斐然成章，余览而嘉之，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这段序文历述《山海经》的各个注本、校本，评其优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p-} {-p style="text-indent: 2em"-} 至于跋，明人吴师曾《文体明辨》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简末，而总谓之题跋。”序一般是对全书的总体说明，跋一般只是有感而发。跋的内容亦较灵活，或抒情，或考订，或议论，长短不拘。跋的作用与序大体相似。{-/p-} {-p style="text-indent: 2em"-}  {-/p-}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