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摄影的政治性
发布时间:2012-12-04 02:00:46
来源:摄影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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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alt="图片资料" src="/Uploads/Article/2013011204/Source/1e625b88-f5fa-4ba5-a11f-a1e6ecd1a58a.jp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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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摄影具有政治性?这是一个难以清楚界定的问题,因为对“政治性”的定义或理解,可以严谨或宽松,而通过摄影表现政治话语的方式,则包罗万象。不过,针对政治事件或者政治题材的照片,却不一定有政治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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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摄影的政治性时,我经常援引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的首篇文字〈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对摄影与理解或认识(understanding)之间的尖锐看法。我于此不厌其烦地再引述一次她的立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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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纪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理解的一切可能都根植于有能力说不。严格地讲,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当然,照片填补我们脑中现在和过去的诸多画面里的空白…。然而,相机所表述的现实必然总是隐藏多于暴露。…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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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意义的政治性讯息,必须来自对事物的理解,而非对事物的笼统印象或情绪反应。理解通常得通过叙述(narration),而非只是“画面”本身的视觉感染。而当摄影——抢快门的抓拍摄影——如罗兰·巴特所认为的,并非一种叙事(narrative)形式、而是一种“魔术”时,理解即比较难以通过摄影达成。这是桑塔格早期的写作里,如此断然地认为摄影只能看到世界的表象、无法深入真实的复杂纹理之故。桑塔格的意见也许过于断然,尤其当今日的许多摄影实践里,可以充分看到影像符号表征真实的穿透力或分析力,并非毫无政治话语的可能。但是,她早年的尖锐洞见,于我们思索摄影的政治性时,仍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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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片研究学者吕新雨教授近作之一的书名,叫做“书写与遮蔽”。她在封面里写着:“书写既是一个敞开同时也是遮蔽的过程。然而,书写永远负担着一个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书写本身的怀疑与反思,正是书写的动力。”这里的书写,可以包括文字与影像、静态摄影与纪录电影。吕新雨对书写(文字/纪录片)的反思,对照着桑塔格认为摄影表述现实总是隐藏/遮蔽多于暴露/敞开的看法,使我们需要重新在一些经典的摄影家及其作品里,回顾一下介入现实与政治的摄影,究竟是否/如何达到了敞开、或者遮蔽认识的政治话语效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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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目击的抓拍摄影,需要经验、反应能力、也需要运气。然而,在与政治题材相关的照片里,即使技术加上运气都极好,如许多来自战争、灾难、飢饿、劳动的杰出摄影作品,有多少提供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政治性理解?谈起战地摄影,大家总津津乐道于卡帕(Robert Capa)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次大战里的那些“靠得很近”的作品,并且让他的名言“拍得不够好、是因为靠得不够近”,魔咒般的传诵至今。但,摄影者更贴近危险或困难的题材,是更贴近真实,或离得更远?是更接近认识与政治,或者只是更多眼球的快感、和“腺上素上升带来的兴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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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诗人兼摄影家廖伟棠,在摄影文论《游目记》里,谈到卡帕的“作为赌博的摄影”,是很引人思索的一个标题。卡帕称自己是“赌徒”,一则赌快门能抓住精彩的视觉瞬间,二则赌身体能躲过子弹。他躲过许多枪林弹雨,但最后仍没躲过误踩地雷而至身亡。卡帕的生命经历,配上那张西班牙内战照片士兵中弹、枪枝松手瞬间的名作,让这些“赌博”的戏剧性结果,传奇化也浪漫化了卡帕、他的名言、以及那张被普遍认为是摄影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照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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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西班牙共和军的“倒下的士兵”,据说是因为应卡帕要求,为相机摆姿势拍照之时不幸中弹。这个说法是否证据确凿,卡帕是否有道德上的责任,不是此处的重点。我要问的是,一张士兵中弹瞬间的照片,告诉我们了什么对西班牙内战的认识?它为何可以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照片?“伟大照片”的因素或内涵是什么?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战争的政治起因、万骨枯的时代脉络,能够从一张张“作为赌博的摄影”里,得到回答吗?如果不能,在西班牙内战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历史经验里,卡帕所拍的“倒下的士兵”照片,有何政治性?为何“伟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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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Eddie Adams)在越战现场拍摄的那张南越军官在西贡街道格杀越共的照片,连同其他一些经典越战照片,被视为引起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扭转越战局面的政治新闻摄影。这些题材本身的政治性无庸置疑,但它们带给当时美国甚至全球读者怎样的讯息,仍需要推敲。当时就新闻效果而言,越战是第一次以电视新闻现场报导的战争,电视远超过新闻照片的影响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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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的照片,作为越战的某种共同记忆的象征符号功能,远大于实质扭转美国国内政情的作用。然而,无论其真正的传播效果为何,亚当斯的那张照片,甚至当时美国电视新闻的影片,恐怕都无法让民众了解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动机。也许美国导演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反而能让我们对越战有多一些的批判性阅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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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于战争与美国这样的题材,英国左翼摄影艺术家肯纳德(Peter Kennard)的蒙太奇影像,让读者能够开始将战争、美苏两帝国的疯狂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军火工业的扩张、和这些元素之间的生产关系,以摄影元素组装、并置,成为不靠文字却语意准确的影像话语。在钞票筛漏出的子弹、轰炸机投下的炸弹、联合国安理会圆桌中间的飞弹头、赌场牌桌上西方大亨们手握的飞弹头…等等影像里,肯纳德的摄影作品,不需要战争现场的血肉模糊,反而拼贴出战争背后的丑陋而冷酷的国际利益交换与厮杀,让关于战争的影像,离开战场上惨烈的受难图像、却无益于理解战争缘由的人道式摄影概念,让摄影艺术的表现,可以带出一种分析的、叙述的向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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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摄影的政治话语,未必只能展现在肯纳德这样的摄影题材或艺术手法上。举凡社会学式的观察,文化现象的显影或反讽,阶级、性别、族群等各方面具有视觉语汇或方法上的开拓的摄影表现,乃至日常生活里的纪录和表现,都有政治性话语的可能。今日台湾关心公共议题的青年世代,从维护乐生疗养院的运动影像、文林苑反都更的抗争纪录、到类似结合“仆街少女”行动以为流浪狗请命的照片,展现了他们已将社会参与、运动与影像纪录,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命实践,毋宁是摄影与政治的有趣的生命情调,值得期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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